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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盛满“中国中国中国”的瓶子

栏目:文章 发表于:2019-12-03 查看:4

文丨龙应台

 

中国知识份子对本身国度的专注能够狂热到中国就是天下、天下就是中国、除了中国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田地。说得苛刻一点,这是一种对本身肚脐眼的狂热和用心。

 

带一个北京人走走吧!我们站在歌德降生和生长的老房子台阶,北京人谈的是“极左强硬派的……”。走到崇高罗马帝国天子加冕的教堂前,北京人正探讨着“和平演变、一国两制”的能够。当我指着一栋修建说,“一八四八年第一个德国议会在这里降生,是德国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北京人正展望朱熔基的政治行情和李先念身后的政坛更改。到了布拉格,行过卡夫卡写《演变》的故乡和他昔时踽踽独行的老街,北京人淡淡地审视一番,继承他适才的话题:“何东昌下台的音讯你据说了吗?”

 

好象在带一个两眼迷离梦游中的人走过大白天的天下,我只好懊丧地住嘴。他是第一次来到欧洲,也极能够今后不会再来,然则他对面前的统统,当机立断地置若罔闻,而且,由于他基础不以为本身的蒙昧,所以对与面前多种外族文明当面错过也压根儿不以为遗憾。他像一个瓶子,盛满了中国中国中国,满得溢了出来,容不下一点点对别的天下的猎奇。

 

一样的这个北京来的高级知识份子,会愤愤诘问诘责到中国旅行的外国人,蓦地立在岳王庙前、站在山海关头、行过赤壁淝水,而毫无思古的遐想,缺少汗青的情绪;他本身,他说,在走过逐鹿古战场时,会情绪汹涌而致热泪盈框。

 

他看不见本身的抵牾。

 

一只盛满中国意念、满得溢出来的瓶子,撞见我如许只要游手好闲半满的瓶不免就以为看不顺眼。

 

近来,我挨过两次骂。

 

一名对乡村研讨相称有造诣的大陆学者问我人在欧洲是不是感受到种族轻视的压力。我答道,在我个人的生活经验里,少少。

 

“是吗?”访客用疑心的眼力探听着,沉吟少焉,然后照样不由得地吐出心中不满:

 

“本身的国度弱,人家会同等对待你吗?你说你是天下国民,人家可认可你是谁人天下的一份子?洋人的天下你进得去吗?你把别人当人对待,怎样晓得人家也这么看你呢?我以为在本身的国度壮大起来之前讲什么地球村、天下国民,是好笑虚妄的空想,是缺少民族自发……”

 

匹面一顿理直气壮的经验,训得我哑然无声。

 

哑然,由于我找不到能够用来和他解释、沟通的配合辞汇。

 

固然不是幼稚地说种族抵牾不存在。在经济困难的德东遭遇本地人进击的大多是亚非人。只是,天下上的路走多了以后,发明乌鸦到哪儿都是黑的——阿拉伯人在法国受轻视,印度人在英国、土耳其人在德国、墨西哥人在美国……回过头来,非洲人在中国、韩国人在日本、菲律宾人在台湾……自豪和排外是人的通性,而不是哪个民族的特征。

 

在我的体验里,华人和天下上任何一个别的民族一样,受别人轻视同时轻视别人;我因而并不随身携带一个“被害者情结”的包袱,到天下各地去寻觅本身被轻视的例证。你说这就是缺少民族自发,唉!那我就缺少民族自发吧!

 

第二次挨骂,是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我开车。

 

戴晴在后座数落着张艺谋一流以中国民族的愚蠢和落伍去媚谄洋人的中国人。《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这一类近乎出售民族的影戏。

 

我说,《大红灯笼》没看过,但《菊豆》我倒很浏览。

 

“什么?”戴晴声响高起来,用流畅好听的京影戏诘问,“你倒说说看,你浏览它什么?”

 

我浏览影戏所显现出来的传统和人的天然欲望间的张力,喜好个中种种象征意义的表达……我一点儿也没想到影戏暴露了“中国人”的愚蠢和落伍;要说有的话,它所暴露的是“人”的愚蠢和偏执,表达了“人”的逆境。主要的不是故事在那里发作,主要的是故事里头传达出来的人和运气的汹涌争执……这影戏险些好极了。

 

“那你就是个洋人!”戴晴斩钉截铁地说,“你就不是一个中国人!”

 

我的方向盘险些掌握不住一百六十千米的高速。

 

戴晴是个多才多艺、明快可爱的人。我也信服她对北京当权者的应战。但是这回我真恼火了。车子稳下来以后,我侧头说:“你住在那块土地上,并不示意你因而就有特权决议谁是中国人。”

 

我恼火的是,怎样大陆知识份子老有那末一个自我满足的自豪心思,以为中国事他家私产(对不起,我固然认可这是大大地以偏盖全)。他手里拿着一把尺,符合这个规范——比如“满涨的民族意识”,他就赏给你作为“中国人”的光荣,不然你就是洋人。别忘了,在中国的文明里,说哪个人不是“中国人”那可意味着数祖忘典,是个严峻的责难和污辱,不能闹着玩的。

 

这把尺,用在台湾人身上,又有不测的结果。尺上有个刻度规范叫做“民族情绪”,“民族情绪”一亮出来,所有的人就必须蒲伏在地,敬领诏书。台湾属于“故国”,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个尺一旦决议了你是中国人,你要犹疑一下都不能够。

 

北京一名我极尊重的作家曾说:“应台,你若赞同什么国民自决的话,那我们就一刀两断!”咦,奇怪了,看法差别都不可吗?不可!牵涉到民族问题的时刻,没有什么看法的同和差别,只要品德的对和不对。爱民族是有品德,不爱民族是没有品德。就这么清晰。刻度清楚的尺,不会含糊其词。

 

如许一把尺有个名字——“文明沙文主义”。通常沙文主义都是一种自我膨胀,由于自我极端膨胀,所以眼界最远处只及本身的肚脐眼,肚脐眼之外的天下则毫无兴致。自我膨胀有时刻以极狂妄的姿势涌现。比如在我们心目中称人“中国人”是讴歌,称“洋人”是贬抑骂人的。有时刻自我膨胀又以相反的、自卑敏感的相貌涌现,比如遇到任何争执都不经斟酌地以种族轻视的被害者角度加以解释;然后以这类解释来诘问诘责别人,武装本身。

 

狂热的民族意识和文明沙文心思揉合在一起,使来到欧洲的中国知识份子一个个像慌张的刺猬一样(对不起,我晓得这是以偏盖全),随时在备战状态,他们带着极重的心思累赘,以为出了国,本身的一言一行就代表了中国,本身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决议了中国的荣辱。外人对中国的即使是一个字的不敬,都得由他担负起拨乱反正的崇高义务。他在国内也许竟照样个贰言份子,一出了国,不得了,他险些就变成了中国最虔诚的职业外交官,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的中国指摘、寻衅,一个人肩挑了家国大任。

 

不累吗?

 

我以为中国的前程要靠它本身土地上那批知识份子(假定知识份子真有那末主要),不靠像我们这类袖手旁观、使不上力的边缘人。也因而,对大陆知识份子悄悄有所期待。当我看到两眼迷离只观本身肚脐眼的人,看到以一把民族意识的规范来权衡全部天下的人,看到把本身和天下划开而绝不自发或因而而沾沾得意的中国知识份子,我以为疼爱——一个伤时感事、党国大爱的极重不堪的笼统包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直不起腰来轻松天然地面临外头的天下。

 

然后,固然也以为些微不安。对中国弘远的将来,我着实没有什么前瞻的眼力,然则我晓得,一只瓶子,假如不留点空间,常常注入新颖的水,那满盛的陈水是会发霉的。

 

就让我做个游手好闲半瓶满的中国人吧!

 

– END –

本文写于1993年,原载《读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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